所以,还是管理问题。

上海发生的,是各地基层治理矛盾的一个集中化体现。

民主集中制加党内问责制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底层逻辑之一,因为这种治理结构行政效率高,管理成本相对更低,但缺点则是权责界定相对模糊,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,问责制度则是双刃剑:责不明则过度管理,权不明则过度执行,权责都不清楚,但代价确是清楚的(某个位置上的某个人的政治生涯),那博弈的结果自然是在风险逐渐不可控的时候,有人会选择不计一切代价——这个代价,很多时候就表现为荒唐的政策,群众莫名其妙的躺枪,甚至是人道主义灾难。

治国如治企业,从来不存在基层能力不足的问题,因为基层能力不足延伸出来的解决方案就是:换上能力足的人。

中国十四亿笨蛋,真的聪明人凤毛麟角,你指望真正聪明有能力的人在居委会里工作,造福一方?

一切问题都是管理问题。

企业里的管理问题好说,治国要谈管理问题,可能有点违宪。

但终究是管理问题,也是中国经济体量和人口结构继续走下去,必须要投成本的地方。有人说疫情才能见到中国有多强,我反而觉得,疫情这种把所有人口都拖下水的公共危机,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无限责任制的地方,反而是最大的隐患,也是境外的朋友们,多年来发现,唯一让中国真的捉襟见肘的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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